1.《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1月7日发布，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2.《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经2000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2000年9月25日公布施行。该《办法》共二十七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97年12月11日批准，公安部于1997年12月16日公安部令（第33号）发布，于1997年12月30日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4年2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47号发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5.《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1)网络安全法安全领导小组扩展阅读：
国家为保障网络安全以及维护国家的主权，相继制定了以下一系列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空间的秩序，并让网络价值最大化：
1.《公安机关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检查工作规范（试行）》
2.中办、国办转发《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3]27号）
3.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4]32号）
4.中央网信办《关于加强党政机关网站安全管理的通知》（中网办发文[2014]1号）
5.中央网信办《关于印发<2014年国家网络安全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中网办发文[2014]5号）
6.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13年重点领域信息安检查工作方案>的函》（工信部协函[2013]259号）
7.《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部令第11号）
8.《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工业和信息部令第24号）
参考资料：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政策法
❷ 《网络安全法》宣传活动总结
2017《网络安全法》宣传活动总结【1】
为提高人民群众网络安全警惕性和防范意识，6月1日，市网信办、市公安局、七星关公安分局联合在七星关区人民公园开展《网络安全法》宣传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网络安全基础性法律。活动现场，以摆放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设置咨询台、进行趣味问答等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宣传。工作人员向群众介绍网络安全中遇到的典型案例，告知群众不信谣，不传谣，正确使用网络，防止网络诈骗，保护个人隐私等相关网络安全知识。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筑牢了网络安全防线，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7《网络安全法》宣传活动总结【2】
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的日子。为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公众网络防护技能，营造安全、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今天，县委宣传部、县网信办等部门在县城仇池广场开展了《网络安全法》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走上街头，为过往群众免费发放网络宣传资料，为前来咨询网络安全问题的群众解惑答疑，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上网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以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通过网络安全法宣传活动的开展，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网络安全将有法可依，从而使网络空间在法律的框架下营造更加良好和谐的环境。
2017《网络安全法》宣传活动总结【3】
6月1日上午，运城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运城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走上街头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现场集中宣传活动，运城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志峰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市委网信办组织运城新闻网、黄河新闻网运城频道、今日头条、市网络安全与信息协会等多家单位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并就群众不懂的.地方进行解答，帮助群众了解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网络安全风险防范技能，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活动当天，共发放政策解读宣传册1000余份，宣传页3000余张。
在《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前，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电信运营商通过短信的方式向全省人民宣传了《网络安全法》。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并协调市教育局、市工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等单位通过LED滚动屏,进一步推动了《网络安全法》的宣传普及，使该法律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在全市营造了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网络安全法》于2017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包括总则、网络安全支持与促进、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7章79条，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网络安全的基础性法律，也是我国网络空间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从根本上填补了我国综合性网络信息安全基本大法、核心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和专门法律的三大空白，为加快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保障。
❸ 专家解读2019年《网络安全法》草案
一、重大历史进步
网络安全不是今天才重要，网络安全立法也不是今天才迫切。十二年前的中央文件曾罕见地以书名号明确了立法任务，可见决心之巨。只是网络安全立法之路实在艰辛，时国务院信息办审时度势，由信息安全条例角度入手，并连续数年推动其列入国务院法制办二类立法计划，之后未能再进一步。2008年后，国务院信息办职能整体划转至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方面意识到制定条例未必就比人大立法容易，且国务院行政法规无力调整现行上位法的法律规定，遂决定返回制定信息安全法。然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颇多领域亟待立法，国家立法资源有限，每个部门允许提出的立法建议屈指可数。工业和信息化部既要考虑信息化立法，还要考虑工业立法，一半指标已不得用，而信息化方向还有一部历史更为悠久的电信法望眼欲穿，信息安全法终究连个队都没排上。期间，人大建议、政协提案不计其数，社会公众翘首以盼，均无果。
此次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表明这项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立法程序，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欢欣鼓舞之所在，不是因为草案具体内容，而源于征求意见本身的象征意义。时至今日，我们对网络安全立法不是搞清楚、看明白了，而是问题更多、更复杂了，很多观点分歧可能更大了，网络安全立法难度不降反升，但突破恰恰在此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后，中央领导同志英明决策，切实将网络安全提升到了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高度，不但作出“网络强国”的全局战略部署，更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等，无一不历经多年论证而蹉跎，今朝方开花结果。
诚然，网络安全立法工作十分艰巨，草案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今天的一小步，是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一大步。我们应该宽容它、呵护它，使其不断成熟、更加科学，成长为护佑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的参天大树。
二、彰显国家意志，确立基本原则
草案在“总则”和“网络安全战略、规划与促进”部分提出的宣示性条款远较其他法律为多，还设立一条倡导性条款(即“倡导诚实守信、健康文明的网络行为”)。作为我国网络安全的基本法，这些“软性”法律规定确有必要，其意在于宣示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明确建设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主要举措，从而为整体推进保障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依据。
一是坚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并重原则。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要坚持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不能简单地通过不上网、不共享、不互联互通来保安全，或者片面强调建专网。要努力实现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新本领，而不是因噎废食、自甘落后。
二是提出了网络空间主权。网络空间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体现和延伸，网络空间主权原则是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参与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所坚持的重要原则。草案虽未作解释，且一笔带过，然犹有石破天惊之意。
三是开展国际合作。网络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对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持积极态度，合作重点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治理、技术与标准、打击违法犯罪等，目标是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四是建立统筹协调、分工负责的网络安全管理体制。多年 实践 和各国经验表明，网络安全工作离不开统筹协调。随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有必要通过立法增强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权威性。草案规定，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具体包括，对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网络安全应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等跨部门工作，由网信部门统筹协调;对网络安全审查、重要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等新出现的综合性管理工作，由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办法或组织实施。由此，政府向解决分散、多头和重复管理迈出了关键一步。
五是加强行业自律。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指导行业组织成员加强网络安全防护，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六是强化网络安全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至关重要，首先是要制定网络安全国家战略，对外宣示主张，对内指导工作;其次要由行业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制定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网络安全规划，确保战略落地，确保这些行业和领域的网络安全工作有目标、有任务、有举措、有监督。
七是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在网络安全建设中的指导性、规范性作用。
八是加大财政投入，以加快产业发展，深化技术研发，提升网络安全创新能力。
九是做好宣传教育和 人才 培养工作。首先，要开展经常性的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其次，要通过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采取多种方式培养网络安全人才。
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进入正轨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CIIP)是各国的通行举措。虽然关键基础设施保护(CIP)涉及物理设施安全，与前者不完全一致，但两者在多数情况下已可以混用。CIIP/CIP一直是各国网络安全战略的重点，有的国家甚至以CIIP/CIP战略代指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我们国家在2003年时已经要求“重点保障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并且在实践中明确了基础信息网络是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重要信息系统是银行、证券、保险、民航、铁路、电力、海关、税务等行业的系统，即俗称的“2+8”，相关保护工作也常抓不懈。但整体而言，我们与国外差距很大，已是国家安全的软肋，草案为此设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一节。
一是扩展了保护范围。纵观世界各国，凡是已经开展了网络安全建设的国家，其关键基础设施的范围几乎都远超过我们，例如美国有17类，而我们则有很多重要系统尚未纳入保护视野。草案首次明确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包括基础信息网络、重点行业信息系统、公共服务领域重要信息系统、军事网络、地市级以上国家机关政务网络、用户数量众多的网络服务商系统。最后一类系统中很多由私企运营，运营者可能对其列为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不适应，但当网络服务商的用户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安全已经不再是企业自身问题，而成为一个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甚至国家安全问题，理应承担更多责任。一些国外机构可能会拿这个做文章，但事实上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有87%受私营企业控制。
二是明确了保护要求。等级保护是1994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提出的制度，其对全国各类信息系统提出了分五个等级的通用安全要求。恰恰因为通用，这个要求只能是基线(即基本要求)，其有必要但并不足够，特别是不足以反映应用模式日趋复杂的异构系统的动态防护需求。此外，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涉及很多工作，不仅仅是提出系统自身的保护要求、加强系统安全建设那么简单，还包括一系列的管理工作和公共平台建设，不能由一项制度取代其他制度，理应对此建立专门制度。草案提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对于某些重点要求，如网络安全审查、风险评估等，草案则在具体条款中进行了明确。
三是划定了保护责任。草案规定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安全保护义务，解决了其保护责任模糊不明的问题。他们有必要从国家安全角度承担防护责任，但这个责任毕竟是有界限的。大家希望知道做到什么程度就无责了，也关心自身的权利如何保障。对很多重点行业的信息技术或网络安全部门来说，这不仅仅是免责的需要，也是推动工作的需要，因为这些内设机构如果没有强制性依据，很难得到业务部门的配合。此外，以前我国重点行业的网络安全监管责任也很不明确。似乎谁都可以进入机房检查，但谁都不用负责，重点行业往往无所适从、疲于应付。为此，草案明确了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职责，这是一个重要进步。考虑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确涉及多个部门，草案授权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协作机制。特别是在网络安全检查工作中，要杜绝某个部门前脚走，另一部门后脚来的现象。
四、兼具综合法与专门法的特点
网络安全包含的内容太多，当前需要立法规范的事项也很多，于是就有了综合法与专门法的争议。一个基本事实是，目前世界上鲜见网络安全的综合法，有名的美国《计算机安全法》实际上针对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近几年美国国会讨论的《网络安全法》或《网络安全增强法》则主要解决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问题。
作为第一部网络安全法(《电子签名法》不应该计算在内)，草案首先要体现综合性，其侧重点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要明确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二是规定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三是将成熟的政策规定和措施上升为法律，为政府部门的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体现依法治国要求。这首先是政府部门的工作需要(如对境外违法信息予以阻断、实施网络通信管制等);其次，这些规定和措施往往经过了实践检验，部门间争议较小，有利于提高立法效率。
四是建立国家网络安全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形成制度框架，这些基本制度带有全局性、基础性，是推动基础性工作、夯实基础能力所必需。
此外，为了突出实用性，草案还应部分体现专门法的特点。这应从三个方面去考虑：
一是实施重点防护，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内容等重点安全关注予以优先考虑。
二是防范重大威胁。例如，信息系统安全受控于人是我们面临的心腹大患，斯诺登事件使我们进一步看清风险所在，这就要对供应链安全进行规范。
三是对普遍性、长期存在的社会诉求予以响应。
总体看，草案比较好地处理了综合法与专门法的关系问题，但个别条款还是过于纠结细枝末节(如网络运营者的分项安全保护义务不必展开)，或细致到了足可取代部分专门法的地步(如个人信息保护应制定专门法，原有条款似可删减后将重心转向规范信息内容安全)。除了个人信息外，草案没有突出对公民个人权益的更多保护，如对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举报并不是为了解决公民作为受害者“报案无门”的困窘，这不能不说是小的遗憾。
五、“网络安全”的定义还可以更为妥帖
“网络”和“网络安全”是“网络安全法”的题眼。但草案给出的这两个定义却使整篇草案黯然失色，效果有云泥之别。近年的工作中，我们用过“信息安全”，也用过“网络安全”，学者们各抒己见，一些部门也喜欢朝向有利于自身职能的角度去解释，这些自不待言。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后，已经基本将其统一为“网络安全”。当然，国安委还是使用“信息安全”，《国家安全法》使用的是“网络与信息安全”，但这些已不会造成工作上的障碍。
只是这个“网络安全”实是“CyberSecurity”之译，非“NetworkSecurity”。这里面的“网络”其实指的是“网络空间”(Cyberspace)。因此，当草案试图从“网络空间”的内涵上去解释“网络”时，便挑战了大众的科技常识底线，且出现了“网络是指网络和系统”的尴尬。当然，如果就这么用下去，倒也自成一脉，但草案转眼就去使用狭义的“网络”了，如“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网络基础设施”、“网络数据”、“网络接入”等，这里都是指的“network”。由此，草案中频繁出现自己与自己打架的情况。
而草案中的“网络安全”定义也需修改。现有定义不但丢掉了信息内容安全，更是与“网络空间主权”没有关联。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网络就是网络，不要让网络去包括信息系统。即，自始至终使用传统意义上的“Network”概念。对于“网络安全”，则按“网络空间安全”去解释即可。
另外，草案的起草坚持问题导向，对一些确有必要，但尚缺乏实践经验的制度安排做出原则性规定。这一处理十分务实、有益，但对于什么是“原则性规定”则要仔细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