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国互联网终端在哪里
互联网没有头没有尾。每一台电脑都是终端。每一个路由器都是节点。
从最早的“人在机器中”到“人机交互”再到“人机融合”时代——自1969年以来，不仅互联网终端不断微缩化、能力大幅提升和应用不断繁荣，终端的使用地点以及人与机器的相对位置也在剧变中……
互联网设计用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计算机既是终端也是网络设备。发挥网络设备功能的计算机，后来做了很多优化，专用后换马甲叫做“路由器”；发挥终端功能的计算机很难优化，上网一直只是一项功能，因此还叫计算机。因此，可以说业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互联网终端”的概念。
2007年后，随着多点触控等人机交互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彻底改变了用户的使用习惯，出现了以iOS和Android操作系统为代表的系统软件，以及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真正面向互联网设计的终端设备。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优化计算机，设计专用网络设备，成就了Cisco等公司的神话，那么近5年来，设计优化专用的移动上网终端软硬件，成就了Apple、Google和三星等的辉煌。但这些公司的共同特点是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和产品的提供者，是“卖水者”而不是“掘金者”。
互联网终端包括一般用户侧的客户端和ICP侧的服务器两大类，虽然从网络的角度看二者是完全对等的，但按默认指客户端终端。客户端有多种物理形态，如PC、机顶盒、智能手机等计算机“变种”，可安装的软件有通用功能的浏览器（Web方式）、专用功能的安全服务、即时通讯、下载分享、图像处理、媒体播放、游戏娱乐等。
PC终端的互联网客户端软件，走过了一个从C/S模型（早期安装诸多APP）到B/S模型(浏览器为代表，App数量大幅减少)为主流的发展里程。目前仍有超过10种用户上亿、私有技术的PC客户端软件，但浏览器是主流的。移动互联网所谓的Native App与Web App之争，很可能也将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轨迹。
自1969年以来，不仅互联网终端不断微缩化、能力大幅提升和应用不断繁荣，终端的使用地点以及人与机器的相对位置也在剧变中。
“工厂时代”的终端要选址。最早的互联网终端是大型机，发展成熟于大约1960年到1970年初，1980年还卖出了10万台。大型机都是庞然大物，早期要占用好几间房子，人在机器里工作，耗电巨大。今天的数据中心，看起来就是50年前的大型机再生。数据中心要规划和选址，不仅耗电惊人，而且建设、运维和升级都让人崩溃，人也是在数据中心这个庞大的“机器”里工作。
“办公室时代”的终端可搬运。以小型机为代表，发展成熟于上世纪70年代，1985年卖出了100万台。小型机只有冰箱大小，虽不“便携”但也可搬动了，可以搬到办公室、生产车间和大型企业里去了，人也从机器里解放出来了。今天模块化数据中心（如集装箱式），就像40年前的小型机。小型机之于大型机，就像瓦特的蒸汽机（可搬动）相对于水车（固定位置）的优势，看似不经意却影响深远。
“桌面时代”的终端进入家庭。以1980年到1990年的PC为代表，2011年全球出货量达3.50亿台。PC远比冰箱小，可以进入家庭中，放到桌面上，人可以舒服地坐下来了。照此推理，模块化数据中心也将会进一步微型化，方便携带和进入家庭？已有一些企业在尝试了。
“掌中时代”的终端在手里。以智能手机（一只手操作）和平板电脑（两只手操作）为代表，互联网终端从20~30英寸屏幕的PC来到4~5英寸屏幕的世界，2012年出货量达到了7亿部。可以躺着、走路或坐车时使用手持终端，与使用姿势无明显关系了。从这时开始，真正面向互联网设计的终端开始占据主流，而不仅是借用计算机当终端。同样的推理，手持设备是否会升级成为服务器？目前看还没必要，因为有云计算帮忙了。
“可穿戴时代”终端在人身上。移动互联网终端要拿在手上，智能眼镜、智能手表和智能鞋等发明要解放双手，希望“变带为戴”，把互联网终端直接穿戴在身上。这一趋势的影响如何，预测要大胆。
“未来时代”终端会进入人体内部吗？人生来是赤条条的，是在可穿戴的互联网还是在穿衣打扮上做功课，如果未来互联网终端内置在身体内部，不是更方便吗？再进一步，互联网终端会替代人体的部分器官吗？
MIT早已在研究只有人类细胞一半大小的微型电池，是自供电的，很适合植入式传感器。中国科学家刚刚实验发现“反常霍尔效应”。这些都将加速这一趋势的早日到来。
看起来，互联网终端（客户端）从早期的“人在机器中”发展到了“人机交互”时代，即将进入“人机融合”时代。作为另外一侧的互联网终端，数据中心正在重复着用户侧往日的故事。
㈡ 老梁：为什么中国电影讲不好故事
一，我们的电影不把人当人，故事就不值得尊重。
人物是故事原因和结果，但在相当漫长的教育体系里，我们都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人的，我们强调的是集体，一种概念，一种大而无形的东西。我们失去了对人的兴趣，也失去了观察和呈现人的能力。
在我们的电影里，人服务于概念，服从于集体。而概念和集体从来都是工具性的，工具的生命，从来都是单调、重复的。
我们的电影人物不感人，一直是一个附着在某种概念下的纸片生命体。英雄就是毫无人性地好，坏人倒是偶尔可以坏出一两个层次。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我们电影里的人物，像一个机器，连情感的起伏都像是机械的。
所以我们的人物很难出现不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艾滋病患者，《乌云背后的幸福线》的心理有问题的女主角，《月光男孩》的黑社会男孩儿，很难以人的形象进入到我们创作者的眼睛里，就是进入，也是一个砸了标记的符号，而不是人。
二，我们的创作者习惯了标准答案，故事失去了丰富的可能。
从小我们就习惯了在一段文字中寻找中心思想，而这些中心思想是被若干词汇，以踩分点的形式规划好了的。
所以我们的电影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旦发现了某个真相，就会臣服于这个真相。我们比巴普洛夫的狗还忠诚地，去维护这个真相的唯一性。
我们习惯于扎尔伯格创建fackbook，是一种成功的《社交网络》模型，就很难从泡妞失败这个角度去打量事件，我们甚至也不敢去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打量事件。对标准答案质疑的恶果，我们从小学就开始领教了的。
我们也不敢去换个角度去审读权威，《女王》那种和鹿对视的情节，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银幕上。
我们有了标准答案，就失去了探索的欲望，所以处理不好细节，因为我们很难去发现更多细节，故事就失去了多元的可能。
三 文化上不自信，故事失去了独特性的可能。
自从2002年以来，我们的电影其实就是遮遮掩掩地模仿欧美。商业片向好莱坞学习，艺术片跪舔欧洲。看我们的电影，常有恍惚之感，场景不中不洋，校服不伦不类，就连搞对象的情节，都是是记忆加意淫的杂交。
电影是一个外来文化，但需要植根于所在的土地，才能生长出独属于这个地域的植物，否则会一直弱不禁风。
偶尔有几部带有泥土性的电影出现，还都阴暗。好像中国电影的艺术方式，就是揭露社会黑暗面。不大声说话，就显得没有力量。这样的电影，你会躲远，而不是亲近。
四 讲故事太用力，故事失去了感染力的可能。
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我们的创作者对故事的急切是写在每一个毛孔里的。他们太想写出一个好故事了，以致于我们总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讲一个复杂的故事，而好电影大都是用一个复杂的方法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用简单方法讲复杂的故事，就是往死里加线索，以致于每一个线索都是扁平的，每一个线索里的人物，还是符号。
用复杂的方法讲简单的故事，就是让人立体起来，他们面对具体事件的时候，人性的复杂，有层次，有侧重。《边境杀手》那套押解罪犯的方式，酷得要死，本质上是极端环境下人性的自然反应。他们是警务人员，但同时也是人。他们要完成任务，但会首先考虑到自身安全。
更多时候，人性都是互相矛盾的。我们的电影里安静是安静，喧嚣是喧嚣，甜蜜是甜蜜，冰冷是冰冷。很少有电影去表现震耳欲聋的安静，甜蜜的冰冷。
看看我们的喜剧就知道了，傻缺一样傻乐到底。没有悲剧性的喜剧，才是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