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传统生产等的逐步融合，网络安全尤为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最近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于201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备受关注的网络安全基础性法律的出台，将会对个人、企业等相关主体产生哪些影响？
对个人：个人信息受保护更加明确
目前，我国网络用户群体庞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1．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络安全问题不可掉以轻心。那么，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将会给个人带来哪些影响？
网络安全法对保护个人信息有了明确规定，如“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等。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指出，保护个人信息是当前网络工作中的重要方面，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拥有搜索个人信息的能力，个人信息的使用、交互、跨境传输越发频繁。虽然相关部门此前有一些政策法规，但总体比较分散、不成体系，正需要这样一部上位法。
360网络安全专家裴智勇指出，个人信息泄漏有多种原因，如网站存在安全漏洞，黑客或钓鱼网站的窃取，无良商家的盗卖等。第三方机构已披露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网站因为安全漏洞可能泄漏的个人信息多达55．3亿条，其中包括大量的用户实名信息。
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研究咨询中心副主任李易表示，未来网上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都可以作为证据进行留存取证，网络纠纷和安全问题更便于追溯。这对网民网上消费生活信心的极大提升。他打了个比方，如果个人用户在手机上下载并使用某个APP而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过去没法投诉提供服务的应用商，但网络安全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意味着以后涉及互联网领域的官司可能会越来越好打了。”
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法提出的“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等规定，也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网络实名制”。这给遏制如今网络谣言肆意传播、网络暴力泛滥等乱象，提供了法治基础。
左晓栋认为，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等角度看，这次提出的网络实名制比以往的电话实名制范围更广，且其“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原则也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如个人上网发帖子以后照样可以匿名或用网名，只是在涉及执法时后台能追踪调查到个人。
对企业：提高了准入门槛和运行安全能力要求
一旦互联网企业或系统出现问题乃至发生瘫痪，会造成重大损失。在业内专家看来，互联网发展到现阶段，需要设置门槛，不能再“野蛮生长”；这个门槛就是安全，而网络安全法正是“安全保障之门”。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网络安全法对企业的安全资质、内部技术、制度等有了具体规定，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开展业务、提供服务的同时保障安全，若达不到要求无法进行服务。这将作为互联网企业发展的一个衡量标准。
同时，网络安全法也对互联网公司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大型互联网公司现在已可被视为基础信息平台，如阿里、网络、腾讯等拥有数亿用户，这些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李易认为，互联网企业必须有与其基础信息平台相匹配的技术能力，如应对黑客攻击、避免用户损失等。同时，也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款，对大企业的“霸王条款”进行规制。
业内专家也提出，网络安全法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等规定，也对在我国经营的国外互联网企业有了规范要求。
总的来说，网络安全法将提高互联网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对发展运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法律规范下，不具备安全技术能力的中小企业，未来可能更容易被淘汰。
专家建议：具体规定仍待细化
网络安全法出台到具体落实，还有一段过渡时间。在不少专家看来，不少具体规定要“落地”，还有一些配套措施需要完善。
朱巍说，网络实名制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落实，主要原因在技术上，是采用手机还是EID（网络电子身份证）等，方式仍未确定。另外，网站的主体责任问题目前仍未落实；仍未明确不同行业应遵循的具体标准；对于网站创建网民协议、搜集用户信息、用户知情权等的具体规定，也较缺乏。而且，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并不保存点对点的信息记录，一旦出现问题还是很难溯源。
朱巍认为，网络安全法“落地”，需要实施细则、个人数据保护法等其他法规的“配合”，网民协议制度、行业自律规范、技术能力等也都要跟上。
李易说，可以考虑推行评级系统，互联网企业要正常运营，网络安全评级或可信度需要达到一定的等级，“这也相当于一个准入标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表示，未来要处理好网络安全法与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如民事侵权责任、个人信息保护、软硬件市场准入等相关法律法规，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同时，避免在法律适用等环节出现问题。
互联网领域新生事物的快速发展，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业内专家指出，强制要求备案，所有互联网企业域名解析、服务器托管需要相关认证等规定，都是对互联网企业创业的基本要求，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左晓栋等表示，网路安全法到明年正式施行，还有几个月时间，相关部门当抓紧制定和完善相关细则规定，推动相关企业做好准备工作。
⑵ 网络安全法企业责任有哪些
1、用户发布信息管理义务网络运营者对其平台上的信息负有管理义务。《网络安全法》第47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信息管理手段包括对网上公共信息进行巡查。工信部《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公安部《互联网危险物品信息发布管理规定》、国信办《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等规定均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公共信息进行实时巡查。2、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义务网络运营者在运营中会收集大量的个人信息，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是网络运营者的基本义务。《网络安全法》第40—44条对网络运营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3、违法信息处置义务网络运营者发现其用户发布的违法信息，应当立即进行处置。《网络安全法》第47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4、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义务网络运营者通常是通过公司章程、用户协议、网络管理制度等对网络平台、用户进行管理。网络运营者要落实安全管理责任，首先就需要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5、用户身份信息审核义务建立用户身份信息制度有助于构建诚信的网络空间。《网络安全法》第24条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⑶ 《网络安全法》发布以后，对云服务提供公司来说，有哪些影响
是一个新的挑战，对企业的信息安全防护的能力与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亚马逊云科技也及时做出了响应，从威胁检测和事件响应、身份和访问管理、网络和基础设施安全、数据保护和隐私以及治理、风险和合规性五个角度，分析了对于安全管理方面的见地。
⑷ 相关公司拒绝执行个人信息安全法第十五条规定怎么处理
《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读通过，标志着我国对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但相对应的是，作为“信息处理者”的企业也有了法律上新的义务。
作者 | 吕长军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硕士校外导师
编辑 | 布鲁斯
2021年8月，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读通过 ，标志着我国对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但相对应的是，作为“信息处理者”[1]的企业也有了法律上新的义务，包括：制度完备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个人信息分级分类义务、内部权限管理义务、信息质量与算法合规义务、信息主体权益保障义务、事前风险评估义务（例如事前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合规审计义务、以及特殊处理者的义务等，因此需要依法建立起符合法律要求的个人信息及数据[2]合规体系。
一、企业建立个人信息及数据合规体系的价值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企业提出了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的要求，似乎企业负担加重，但实际上企业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来进行合规操作有诸多的价值：
其一，合规价值。我国先后出台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三部法律不仅构建起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的基本框架， 而且均明确要求企业建立数据（或个人信息）合规制度，而《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是要求大型互联网平台、业务类型复杂的企业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合规制度体系”[3]；同时，诸多境外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如GDPR等也要求企业建立数据及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可以说，建立个人信息及数据合规体系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法律义务。
其二， 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在强调个人数据与隐私保护的大环境下，企业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有效努力，最终会得到合作方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得到消费者的最后认同，这无疑将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其三，降低企业风险及减少损失。任何企业在个人信息及数据方面不合规的行为，均有可能产生行政调查、侵权诉讼、媒体曝光、甚至刑事案件等后果，将可能会为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和声誉损失，包括行政处罚、诉讼赔偿、刑事处罚、客户流失等。
其四，有助于应对行政监管或诉讼。企业的个人信息及数据合规体系的完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已充分尽到数据及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可以有效助力企业应对监管执法和诉讼抗辩。
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下企业的合规义务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第51条集中阐述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主要合规义务，包括制度建设、信息分类、技术措施、人员管理和应急预案五个基本方面以及兜底的其他措施。
第51条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采取下列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一）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对个人信息实行分类管理；
（三）采取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
（四）合理确定个人信息处理的操作权限，并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五）制定并组织实施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1、制定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企业）内部应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以及操作规程。
1）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对企业而言，了解和梳理企业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目的、范围和方式，是进行信息处理管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需要整理、制定适应企业内部的个人信息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1）个人信息收集、传输及处理制度；（2）个人用户信息收集及处理告知制度；（3）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制度（包括传输、使用及数据库安全等）；（4）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制度；（5）个人信息风险评估制度 ;（6）审计制度等。
除上述重要制度外，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中还应有应急预案制度、个人信息出境管理制度等。（详见下文）
内部制度应具有合规性、可行性、完备性；也即既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又要从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可操作，同时应注意全面覆盖相应各个业务条线， 具有完备性。
2）制定个人信息收集、传输、存储及处理操作流程
流程与制度相辅相成。企业应注意“个人信息处理全流程管理”的重要性，实施从个人信息收集、传输、存储到处理、删除等各环节的衔接和涵盖全流程的管理，并在流程中应注意严格的权限管理。
3）设置网络安全负责人、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等专职人员
《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运营者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负责人，《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规定了个人信息控制者应当设置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而GDPR则要求设置数据保护官。
《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硬性要求所有的企业均设立“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而是要求如果处理个人信息达到一定”数量”, 则应设置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4]，但“数量”并未予以明确标准。当涉及的个人信息数据量较大时，企业应当考虑设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由其进行相关工作的统筹和管理，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成立相关部门，负责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和相关措施乃至推行制度及措施的实施。
2、个人信息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提出要将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无论从合规或管理效率而言， 企业都有必要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首先，梳理企业信息库存。搞清企业目前拥有哪些个人信息（数据）、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位于何处、如何流动以及与哪些部门相关，是在企业中创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框架的基础。
其次，明确所需信息， 去除非必要信息。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应满足《个人信息法》第6条提出的 “明确合理目的”以及“个人权益影响最小”两个原则。因此，企业应当明确其需要哪些类型的个人信息，通过清单等形式将所需信息的内容和目的进行陈列，同时，应在企业系统中去除非必要的信息，并严格要求各部门不再进行收集或储存。
再次，对需要处理的信息进行分级分类，以便进一步的管理，包括处理权限、流程等工作的区分。
其中，企业应对以下两类信息进行甄别并加以特别关注：
1）敏感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信息。这类信息多与人身、财产安全相关，因此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相关的程序和保护措施要求较之一般个人信息要严格。
2）未成年人（未满十四周岁）个人信息。我国法律要求对该类信息的处理应依法取得其监护人的同意。
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收集的个人信息， 不仅仅指收集的外部个人信息， 也包括对内部员工的个人信息。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提出因对内部员工“人力资源管理”从而可以进行各种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 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内部员工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
3、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
在网络环境下，数据安全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而保障数据安全是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一项重要且基础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法律义务。我国《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运营者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5]；《数据安全法》强制性规定了数据处理者保障数据安全的法律义务[6]， 《个人信息保护法》则要求企业采用安全技术措施来保护其所处理的个人信息。
匿名化后的数据，不需要遵守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 但仍应遵守数据保护的法律规定。
4、个人信息处理权限及安全教育与培训
个人信息处理权限制度经过多年企业界的实践， 被证明是一项较好的对个人信息及数据管理的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法》将该机制直接列为企业的一项法律义务。该机制的要点在于：
1）设立内部分工和权限制度。将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等处理环节，以及风险监控、合规等工作进行明确的分工，并根据分工和信息分级分类情况，对不同员工设置对应级别的权限。
2） 全员参与（而非重点人员参与）安全与权限培训。通过个人信息与数据的安全教育与培训，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明确各自权限所在， 防止人为造成数据泄露。
5、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制度
合规工作虽能防患于未然，但并不能完全排除风险。随着技术进步和企业产品迭代，安全漏洞总难以避免，因此企业应当制定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以备不时之需。我国《网络安全法》中已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9]，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个人信息保护法》再次强调企业应建立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并将此作为企业的一项法律义务。
三、《个人信息保护法》下企业的其他合规义务
除第51条外，《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在其他条文中规定了企业的一些重要的合规义务， 主要包括：
1、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充分告知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再次强调了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告知-同意”原则。对于需要收集个人信息的企业而言，应制定出明确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隐私政策》），真实、完整的向用户告知企业的基本情况、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目的、范围及场景、个人信息处理方式及规则、对外共享及披露情形、个人信息主体权利保障机制、投诉处理渠道等。
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应公开发布且应送达个人信息主体， 由用户在注册或首次运行产品时阅读并勾选同意后才可继续使用。如涉及个人信息会被用于用户画像和个性化展示的，则应在《隐私政策》中征得用户的同意，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而在进行自动化决策前，应当就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和公平性做好充分说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对于收集个人敏感信息的，应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10]，因此企业不能采取过去的概约性、打包式的同意，而应单独提示用户勾选同意方可。
2、信息主体权益保障义务（应提供个人信息查阅复制、修正、移转及删除服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个人的各项权利，包括知情权、决定权、限制权、拒绝权、查阅、复制权、可携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既然个人享有一系列个人信息权利，也意味着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配合个人权利行使的义务。企业需要根据用户个人的需求，灵活和准确地响应数据主体访问查询、更正、删除、移转等要求。
1）接受信息主体的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查阅、复制的途径及服务
长期以来，不少互联网平台将用户信息视为重要的财产性权益，而用户想了解平台到底掌握自己哪些信息却有时连查询的渠道、途径都没有。GDPR开了个人信息严格保护的先河，确认个人有查询权，即有权要求互联网公司（信息控制者）提供掌握本人信息的明细清单。
《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规定了企业应为用户提供个人信息查阅、复制的法律义务，因此企业也应制定相应的接受用户要求、核实身份、汇总信息、提供信息的制度和流程。
2）接受信息主体的要求， 提供个人信息修正的途径及服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修改权，企业应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修正的途径和服务。相应的，企业应建立起修正沟通渠道、内部修正机制等。
3）接受信息主体的要求，提供移转的途径及服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可携带权，即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该规定不仅有利于个人自由处理其个人信息，也有利于打破数据垄断和数据孤岛现象。而作为企业也应就此制定移转的内部操作流程。
4）接受信息主体的要求，提供便捷删除服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基于个人同意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有权撤回其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
撤回同意，是个人信息主体处分自身权利的一种方式。企业应确定撤回方式、撤回渠道等响应机制，并应保证用户行使权力的便利性，符合“便捷原则”。
虽然法律未解释何为“便捷”， 但按照通常的理解，“撤回”的难度不应大于“同意”的难度。
因此，企业可在企业主网页、APP登录入口等显着页面安置“撤回”的链接或选项， 并提供明晰的操作指导。企业内部因数据的修改和删除有可能涉及多个部门，故应建立一系列的操作流程，并应研判其中的风险。
3、数据与算法的合规义务
1）数据质量的检查和审视，防止因数据质量引发歧视
算法以数据为基础， 数据不准确，则算法结果、数据分析结论则基本不会准确，有可能会对相关数据主体带来负面评价，从而导致其合法权益受到影响。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8条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保证个人信息的质量，避免因个人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对个人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保证个人信息质量作为企业的法定义务，从企业的角度说，则应建立检查和审视数据的相应制度和流程， 以保障数据获取的准确度。
2）保证算法公平合理， 防止不合理差别待遇
互联网时代“算法为王”。算法推荐是搜索引擎、社交软件、电子商务等几乎所有平台的标配。平台用代码、算法替代了传统的内容分发过程中编辑的角色，提高了服务效率的同时，也会导致例如大数据杀熟、劣质内容泛滥等一系列侵犯用户权利的现象。也正因为算法推荐下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国家开始通过立法手段进行干预，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下初步确立了算法问责制，这在我国还是首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
算法的透明性、公平及公正性本属于伦理范畴，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它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 成为相关企业的法律义务。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对所用算法进行检查和审视，保证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的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3) 自动化决策（算法），需遵循“明确合理目的”以及“个人权益影响最小”两个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企业进行自动化决策，需遵循“明确合理目的”以及“个人权益影响最小”两个原则，而且在自动化决策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时，应“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 也即赋予个人主体拒绝权。这对于长期以来通过个性化推荐、通过用户画像为用户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的企业来说，产生较强的影响和制约。
4、事前风险评估义务[11]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中，企业应当进行事前风险评估，且应将风险评估报告和处理情况记录至少保存三年：
1）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2）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
3） 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
4） 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5）其他对个人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我国《数据安全法》中仅规定“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对其数据活动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送风险评估报告[12]；《个人信息保护法》则明确在涉及“敏感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委托处理”、“向第三方提供”、“对外公开”、“跨境提供”等情形下赋予所有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以“事前评估”的义务。
因此，风险评估将成为作为信息处理者的企业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应将其制度化、常态化，在保证评估质量的情况下尽量实现高效、快捷。
笔者认为，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包括本组织涉及的个人信息种类、数量, 收集、存储、使用、委托、提供等的情况,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应对措施等。
5、合规审计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定期对企业处理个人信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13]。但由谁审计、具体审计内容、审计标准尚未有明确规定，企业应未雨绸缪，参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法》三部基本法律中相对具体的规定，制定出应对审计的方案。笔者认为，主要内容应包括：
1） 审查内部管理制度和个人信息备忘录的完备性和合规性；
2） 定期审计个人信息处理和管理工作；
3） 审计履行个人信息查阅复制、修正、移转及删除义务情况（信息主体权益保障情况）；
4） 审核风险评估报告及记录情况；
5） 审核个人信息相关的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书；
6） 根据个人信息及数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及时调整内部制度的情况。
6、委托外部进行个人信息处理的合规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不允许进行个人信息的外部委托处理， 但是应区分“共同处理”与“委托处理”， 其中，共同处理应取得信息主体的充分授权。
在数字经济发展迅猛的今天， 数据外部委托处理已经极为常见， 比如云服务，SAAS服务等， 均需要数据的外部存储与处理。委托处理虽不必取得信息主体的授权，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后，在对委托第三方（受托人）处理的情况下，委托处理个人信息之前，应事先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
双方应签订书面委托合同, 其中应清楚载明委托事项、受托人权限、期间等事项， 尤其是委托受托人进行信息处理不应超过个人权利主体的授权权限或相关法律授予的权限。
7、跨境数据传输的合规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禁止个人信息跨境传输，而是规定了实现数据跨境传输的必要条件以及制度性框架，并引入了国际上一些较为成熟的做法，如标准合同机制等。但是，在操作层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制度以及有关部门的指导性意见去进行细化，包括标准合同模板、国家网信部门的评估流程及标准、认证部门及认证标准、不对等国家的清单等[14]。因此，在跨境数据流动场景中，企业应严格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与《数据安全法》的规定， 慎重处理跨境数据传输的问题。
对于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的企业合规内容多而杂，可能涉及企业多个部门，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一个完整的应对思路和方案， 所有部门都应当做好调整和配合的准备。
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了国外立法的优秀做法以及过往国内实践宝贵经验，可谓是“集大成者”，真正把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升到了新的水平；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待于包括企业在内的各方一起努力，才能真正起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公民网络空间权益以及促进信息合理利用的作用。
相关链接：
全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每周速览 |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审
注释：
[1] 个人信息处理者不仅仅包括企业，也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本文主要讨论企业的合规义务。
[2]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 个人信息在网络环境下通常以数据形式存在，故在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保护不可分离。
[3]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
[4]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二条：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指定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负责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以及采取的保护措施等进行监督。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公开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并将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等报送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5] 参见《网络安全法》第10条。
[6] 参见《数据安全法》 第25条。
[9] 参见《网络安全法》第 25 条。
[10]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9 条。
[11]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5 条。
[12] 参见《数据安全法》 第28条.
[13]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4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定期对其处理个人信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
[14]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第40条、第43条。
⑸ 如何解决企业远程办公网络安全问题
企业远程办公的网络安全常见问题及建议
发表时间：2020-03-06 11:46:28
作者：宁宣凤、吴涵等
来源：金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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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是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的关键期，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抗击疫情。为增强防控，自二月初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各大城市政府公开表态或发布通告，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开展远程协作办公、居家办公［1］。2月19日，工信部发布《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面对疫情对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严重影响，支持运用云计算大力推动企业上云，重点推行远程办公、居家办公、视频会议、网上培训、协同研发和电子商务等在线工作方式［2］。
面对国家和各地政府的呼吁，全国企业积极响应号召。南方都市报在2月中旬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有47．55％的受访者在家办公或在线上课［3］。面对特殊时期庞大的远程办公需求，远程协作平台也积极承担社会担当，早在1月底，即有17家企业的21款产品宣布对全社会用户或特定机构免费开放其远程写作平台软件［4］。
通过信息技术实现远程办公，无论是网络层、系统层，还是业务数据，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为平稳有效地实现安全复工复产，降低疫情对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影响，企业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或者适当调整相适应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策略。
一、远程办公系统的类型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的深入发展，各类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律所等专业服务公司，一直在推动实现企业内部的远程协作办公，尤其是远程会议、文档管理等基础功能应用。从功能类型来看，远程办公系统可分为以下几类：［5］
综合协作工具，即提供一套综合性办公解决方案，功能包括即时通信和多方通信会议、文档协作、任务管理、设计管理等，代表软件企包括企业微信、钉钉、飞书等。
即时通信（即InstantMessaging或IM）和多方通信会议，允许两人或以上通过网络实时传递文字、文件并进行语音、视频通信的工具，代表软件包括Webex、Zoom、Slack、Skype等。
文档协作，可为多人提供文档的云存储和在线共享、修改或审阅功能，代表软件包括腾讯文档、金山文档、印象笔记等。
任务管理，可实现任务流程、考勤管理、人事管理、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等企业办公自动化（即OfficeAutomation或OA）功能，代表软件包括Trello、Tower、泛微等。
设计管理，可根据使用者要求，系统地进行设计方面的研究与开发管理活动，如素材、工具、图库的管理，代表软件包括创客贴、Canvas等。
二、远程办公不同模式下的网络安全责任主体
《网络安全法》（“《网安法》”）的主要规制对象是网络运营者，即网络的所有者、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运营者应当承担《网安法》及其配套法规下的网络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
对于远程办公系统而言，不同的系统运营方式下，网络安全责任主体（即网络运营者）存在较大的差异。按照远程办公系统的运营方式划分，企业远程办公系统大致可以分为自有系统、云办公系统和综合型系统三大类。企业应明确区分其与平台运营方的责任界限，以明确判断自身应采取的网络安全措施。
（1）自有系统
此类模式下，企业的远程办公系统部署在自有服务器上，系统由企业自主研发、外包研发或使用第三方企业级软件架构。此类系统开发成本相对较高，但因不存在数据流向第三方服务器，安全风险则较低，常见的企业类型包括国企、银行业等重要行业企业与机构，以及经济能力较强且对安全与隐私有较高要求的大型企业。
无论是否为企业自研系统，由于系统架构完毕后由企业单独所有并自主管理，因此企业构成相关办公系统的网络运营者，承担相应的网络安全责任。
（2）云办公系统
此类办公系统通常为SaaS系统或APP，由平台运营方直接在其控制的服务器上向企业提供注册即用的系统远程协作软件平台或APP服务，供企业用户与个人（员工）用户使用。此类系统构建成本相对经济，但往往只能解决企业的特定类型需求，企业通常没有权限对系统进行开发或修改，而且企业数据存储在第三方服务器。该模式的常见企业类型为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
由于云办公系统（SaaS或APP）的网络、数据库、应用服务器都由平台运营方运营和管理，因此，云办公系统的运营方构成网络运营者，通常对SaaS和APP的网络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负有责任。
实践中，平台运营方会通过用户协议等法律文本，将部分网络安全监管义务以合同约定方式转移给企业用户，如要求企业用户严格遵守账号使用规则，要求企业用户对其及其员工上传到平台的信息内容负责。
（3）综合型系统
此类系统部署在企业自有服务器和第三方服务器上，综合了自有系统和云办公，系统的运营不完全由企业控制，多用于有多地架设本地服务器需求的跨国企业。
云办公系统的供应商和企业本身都可能构成网络运营者，应当以各自运营、管理的网络系统为边界，对各自运营的网络承担相应的网络安全责任。
对于企业而言，为明确其与平台运营方的责任边界，企业应当首先确认哪些“网络”是企业单独所有或管理的。在远程办公场景下，企业应当考虑多类因素综合认定，分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办公系统的服务器、终端、网络设备是否都由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有或管理；
企业对企业使用的办公系统是否具有最高管理员权限；
办公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是否存储于企业所有或管理的服务器；
企业与平台运营方是否就办公系统或相关数据的权益、管理权有明确的协议约定等。
当然，考虑到系统构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平台运营方和企业在远程协作办公的综合系统中，可能不免共同管理同一网络系统，双方均就该网络承担作为网络运营者的安全责任。但企业仍应通过合同约定，尽可能固定网络系统中双方各自的管理职责以及网络系统的归属。因此，对于共同管理、运营远程协作办公服务平台的情况下，企业和平台运营方应在用户协议中明确双方就该系统各自管理运营的系统模块、各自对其管理的系统模块的网络安全责任以及该平台的所有权归属。
三、远程办公涉及的网络安全问题及应对建议
下文中，我们将回顾近期远程办公相关的一些网络安全热点事件，就涉及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简要的风险评估，并为企业提出初步的应对建议。
1．用户流量激增导致远程办公平台“短时间奔溃”，平台运营方是否需要承担网络运行安全责任？
事件回顾：
2020年2月3日，作为春节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大部分的企业都要求员工在家办公。尽管各远程办公系统的平台运营方均已经提前做好了应对预案，但是巨量的并发响应需求还是超出了各平台运营商的预期，多类在线办公软件均出现了短时间的“信息发送延迟”、“视频卡顿”、“系统奔溃退出”等故障［6］。在出现故障后，平台运营方迅速采取了网络限流、服务器扩容等措施，提高了平台的运载支撑能力和稳定性，同时故障的出现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分流。最终，尽管各远程办公平台都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平台的正常运营，但还是遭到了不少用户的吐槽。
风险评估：
依据《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安法》）第22条的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
远程办公平台的运营方，作为平台及相关网络的运营者，应当对网络的运行安全负责。对于短时间的系统故障，平台运营方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违约责任，需要结合故障产生的原因、故障产生的危害结果、用户协议中的责任约定等因素来综合判断。
对于上述事件而言，基于我们从公开渠道了解的信息，尽管多个云办公平台出现了响应故障问题，给用户远程办公带来了不便，但平台本身并未暴露出明显的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也没有出现网络数据泄露等实质的危害结果，因此，各平台很可能并不会因此而承担网络安全的法律责任。
应对建议：
在疫情的特殊期间，主流的远程办公平台产品均免费开放，因此，各平台都会有大量的新增客户。对于平台运营方而言，良好的应急预案和更好的用户体验，肯定更有利于平台在疫情结束之后留住这些新增的用户群体。
为进一步降低平台运营方的风险，提高用户体验，我们建议平台运营方可以：
将用户流量激增作为平台应急事件处理，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例如，在应急预案中明确流量激增事件的触发条件、服务器扩容的条件、部署临时备用服务器等；
对用户流量实现实时的监测，及时调配平台资源；
建立用户通知机制和话术模板，及时告知用户系统响应延迟的原因及预计恢复的时间等；
在用户协议或与客户签署的其他法律文本中，尝试明确该等系统延迟或奔溃事件的责任安排。
2．在远程办公环境下，以疫情为主题的钓鱼攻击频发，企业如何降低外部网络攻击风险？
事件回顾：
疫情期间，某网络安全公司发现部分境外的黑客组织使用冠状病毒为主题的电子邮件进行恶意软件发送，网络钓鱼和欺诈活动。比如，黑客组织伪装身份（如国家卫健委），以“疫情防控”相关信息为诱饵，发起钓鱼攻击。这些钓鱼邮件攻击冒充可信来源，邮件内容与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事件密切相关，极具欺骗性。一旦用户点击，可能导致主机被控，重要信息、系统被窃取和破坏［7］。
风险评估：
依据《网安法》第21、25条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1）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2）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3）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4）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措施；（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同时，网络运营者还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远程办公的实现，意味着企业内网需要响应员工移动终端的外网接入请求。员工所处的网络安全环境不一，无论是接入网络还是移动终端本身，都更容易成为网络攻击的对象。一方面，公用WiFi、网络热点等不可信的网络都可能作为员工的网络接入点，这些网络可能毫无安全防护，存在很多常见的容易被攻击的网络漏洞，容易成为网络犯罪组织侵入企业内网的中转站；另一方面，部分员工的移动终端设备可能会安装设置恶意程序的APP或网络插件，员工在疏忽的情况下也可能点击伪装的钓鱼攻击邮件或勒索邮件，严重威胁企业内部网络的安全。
在计算机病毒或外部网络攻击等网络安全事件下，被攻击的企业尽管也是受害者，但如果企业没有按照《网安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提前采取必要的技术防范措施和应急响应预案，导致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给企业的用户造成损失的，很可能依旧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应对建议：
对于企业而言，为遵守《网安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网络安全义务，我们建议，企业可以从网络安全事件管理机制、移动终端设备安全、数据传输安全等层面审查和提升办公网络的安全：
（1）企业应当根据其运营网络或平台的实际情况、员工整体的网络安全意识，制定相适应的网络安全事件管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制定包括数据泄露在内的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
建立应对网络安全事件的组织机构和技术措施；
实时监测最新的钓鱼网站、勒索邮件事件；
建立有效的与全体员工的通知机制，包括但不限于邮件、企业微信等通告方式；
制定与员工情况相适应的信息安全培训计划；
设置适当的奖惩措施，要求员工严格遵守公司的信息安全策略。
（2）企业应当根据现有的信息资产情况，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保障移动终端设备安全：
根据员工的权限等级，制定不同的移动终端设备安全管理方案，例如，高级管理人员或具有较高数据库权限的人员仅能使用公司配置的办公专用移动终端设备；
制定针对移动终端设备办公的管理制度，对员工使用自带设备进行办公提出明确的管理要求；
定期对办公专用的移动终端设备的系统进行更新、漏洞扫描；
在终端设备上，对终端进行身份准入认证和安全防护；
重点监测远程接入入口，采用更积极的安全分析策略，发现疑似的网络安全攻击或病毒时，应当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并及时联系企业的信息安全团队；
就移动办公的信息安全风险，对员工进行专项培训。
（3）保障数据传输安全，企业可以采取的安全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使用HTTPS等加密传输方式，保障数据传输安全。无论是移动终端与内网之间的数据交互，还是移动终端之间的数据交互，都宜对数据通信链路采取HTTPS等加密方式，防止数据在传输中出现泄漏。
部署虚拟专用网络（VPN），员工通过VPN实现内网连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VPN服务（尤其是跨境的VPN）是受到电信监管的，仅有具有VPN服务资质的企业才可以提供VPN服务。外贸企业、跨国企业因办公自用等原因，需要通过专线等方式跨境联网时，应当向持有相应电信业务许可证的基础运营商租用。
3．内部员工通过VPN进入公司内网，破坏数据库。企业应当如何预防“内鬼”，保障数据安全？
事件回顾：
2月23日晚间，微信头部服务提供商微盟集团旗下SaaS业务服务突发故障，系统崩溃，生产环境和数据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上百万的商户的业务无法顺利开展，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微盟25日中午发出的声明，此次事故系人为造成，微盟研发中心运维部核心运维人员贺某，于2月23日晚18点56分通过个人VPN登入公司内网跳板机，因个人精神、生活等原因对微盟线上生产环境进行恶意破坏。目前，贺某被上海市宝山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并承认了犯罪事实［8］。由于数据库遭到严重破坏，微盟长时间无法向合作商家提供电商支持服务，此处事故必然给合作商户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作为港股上市的企业，微盟的股价也在事故发生之后大幅下跌。
从微盟的公告可以看出，微盟员工删库事件的一个促成条件是“该员工作为运维部核心运维人员，通过个人VPN登录到了公司内网跳板机，并具有删库的权限”。该事件无论是对SaaS服务商而言，还是对普通的企业用户而言，都值得反思和自省。
风险评估：
依据《网安法》第21、25条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1）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2）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3）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4）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措施；（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同时，网络运营者还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在发生危害网络安全的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内部员工泄密一直是企业数据泄露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行为模式。远程办公环境下，企业需要为大部分的员工提供连接内网及相关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进一步增大数据泄露甚至被破坏的风险。
与用户流量激增导致的系统“短时间崩溃”不同，“微盟删库”事件的发生可能与企业内部信息安全管理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平台内合作商户产生直接经济损失，不排除平台运营者可能需要承担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责任。
应对建议：
为有效预防员工恶意破坏、泄露公司数据，保障企业的数据安全，我们建议企业可以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制定远程办公或移动办公的管理制度，区分办公专用移动设备和员工自有移动设备，进行分类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严格管理办公专用移动设备的读写权限、员工自有移动设备的系统权限，尤其是企业数据库的管理权限；
建立数据分级管理制度，例如，应当根据数据敏感程度，制定相适应的访问、改写权限，对于核心数据库的数据，应当禁止员工通过远程登录方式进行操作或处理；
根据员工工作需求，依据必要性原则，评估、审核与限制员工的数据访问和处理权限，例如，禁止员工下载数据到任何用户自有的移动终端设备；
建立数据泄露的应急管理方案，包括安全事件的监测和上报机制，安全事件的响应预案；
制定远程办公的操作规范，使用文件和材料的管理规范、应用软件安装的审批流程等；
组建具备远程安全服务能力的团队，负责实时监控员工对核心数据库或敏感数据的操作行为、数据库的安全情况；
加强对员工远程办公安全意识教育。
4．疫情期间，为了公共利益，企业通过系统在线收集员工疫情相关的信息，是否需要取得员工授权？疫情结束之后，应当如何处理收集的员工健康信息？
场景示例：
在远程办公期间，为加强用工管理，确保企业办公场所的健康安全和制定相关疫情防控措施，企业会持续地向员工收集各类疫情相关的信息，包括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近期所在地区、当前住址、所乘航班或火车班次等信息。收集方式包括邮件、OA系统上报、问卷调查等方式。企业会对收集的信息进行统计和监测，在必要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企业员工的整体情况。如发现疑似病例，企业也会及时向相关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风险评估：
2020年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被国家卫健委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2月9日，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各地方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工作，除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授权的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疫情防控、疾病防治为由，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各地也陆续出台了针对防疫的规范性文件，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定》，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做好本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建立健全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防护物品、设施，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健康监测，督促从疫情严重地区回京人员按照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医学观察或者居家观察，发现异常情况按照要求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按照属地人民政府的要求，积极组织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依据《通知》及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理解，在疫情期间，如果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获得了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的授权，企业在授权范围内，应当可以收集本单位人员疫情相关的健康信息，而无需取得员工的授权同意。如果不能满足上述例外情形，企业还是应当依照《网安法》的规定，在收集前获得用户的授权同意。
《通知》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但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收集或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要对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负责，采取严格的管理和技术防护措施，防止被窃取、被泄露。具体可参考我们近期的文章《解读网信办＜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防疫联控工作的通知＞》
应对建议：
在远程期间，如果企业希望通过远程办公系统收集员工疫情相关的个人信息，我们建议各企业应当：
制定隐私声明或用户授权告知文本，在员工初次提交相关信息前，获得员工的授权同意；
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制定信息收集的策略，包括收集的信息类型、频率和颗粒度；
遵循目的限制原则，对收集的疫情防控相关的个人信息进行区分管理，避免与企业此前收集的员工信息进行融合；
在对外展示企业整体的健康情况时或者披露疑似病例时，对员工的相关信息进行脱敏处理；
制定信息删除管理机制，在满足防控目的之后，及时删除相关的员工信息；
制定针对性的信息管理和保护机制，将收集的员工疫情相关的个人信息，作为个人敏感信息进行保护，严格控制员工的访问权限，防止数据泄露。
5．远程办公期间，为有效监督和管理员工，企业希望对员工进行适当的监测，如何才能做到合法合规？
场景示例：
远程办公期间，为了有效监督和管理员工，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定时汇报、签到打卡、视频监控工作状态等措施，要求员工主动配合达到远程办公的监测目的。员工通过系统完成汇报、签到打卡时，很可能会反复提交自己的姓名、电话号码、邮箱、所在城市等个人基本信息用于验证员工的身份。
同时，在使用远程OA系统或App时，办公系统也会自动记录员工的登录日志，记录如IP地址、登录地理位置、用户基本信息、日常沟通信息等数据。此外，如果员工使用企业分配的办公终端设备或远程终端虚拟机软件开展工作，终端设备和虚拟机软件中可能预装了监测插件或软件，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会记录员工在终端设备的操作行为记录、上网记录等。
风险评估：
上述场景示例中，企业会通过1）员工主动提供和2）办公软件自动或触发式收集两种方式收集员工的个人信息，构成《网安法》下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企业应当根据《网安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获取员工的同意。
对于视频监控以及系统监测软件或插件的使用，如果操作不当，并且没有事先取得员工的授权同意，很可能还会侵犯到员工的隐私，企业应当尤其注意。
应对建议：
远程办公期间，尤其在当前员工还在适应该等工作模式的情形下，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采取适当的监督和管理措施，具有正当性。我们建议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以确保管理和监测行为的合法合规：
评估公司原有的员工合同或员工个人信息收集授权书，是否能够满足远程办公的监测要求，如果授权存在瑕疵，应当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设计获取补充授权的方式，包括授权告知文本的弹窗、邮件通告等；
根据收集场景，逐项评估收集员工个人信息的必要性。例如，是否存在重复收集信息的情况，是否有必要通过视频监控工作状态，监控的频率是否恰当；
针对系统监测软件和插件，设计单独的信息收集策略，做好员工隐私保护与公司数据安全的平衡；
遵守目的限制原则，未经员工授权，不得将收集的员工数据用于工作监测以外的其他目的。
四、总结
此次疫情，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科技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远程办公、线上运营等业务模式的发展。这既是疫情倒逼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结果，也代表了未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9］。此次“突发性的全民远程办公热潮”之后，远程办公、线上运营将愈发普及，线下办公和线上办公也将形成更好的统一，真正达到提升工作效率的目的。
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部署，强调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共享，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10］。
为平稳加速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契合政府现代化治理的理念，企业务必需要全面梳理并完善现有的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策略，为迎接新的智能化管理时代做好准备。
⑹ 网络安全法 民营企业如何去落实
有下面3大建议：
一是开展《网络安全法》学习和网络安全检查。《网络安全法》出台后，该局组织网络安全小组对其进行学习研讨，对局网络安全风险进行全面分析排查，修改完善了《网络使用管理办法》，认真做好网络安全监测预警，抓紧落实各项网络安全维护举措。按照规定对上网电脑、个人移动存储介质使用等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整改到位。
二是积极参加相关培训。该局选派计算机审计处负责人先后参加了市经信委、市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小组办公室联合举办的《网络安全法》解读暨网信安全防范专题讲座，以及2017年全国网络安全信息通报暨公安机关网络安全执法检查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对网络安全角势，以及《网络安全法》出台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是借助专业公司强化自身建设。该局邀请相关专业公司对当前使用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应用软件，以及服务器、路由器、防火墙等硬件设备的安全性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设备存在漏洞及管理员操作带来的安全隐患等制订了网络安全加固方案，增加了部分网络安全设备，细化了网络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了网络安全管理人员及其职责。加固方案实施结束后还将按规定聘请有资质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公司进行网络安全等级测评，力求从整体上提高网络的安全防御能力。